亙古凌家灘，入夢五千年！凌家灘，作為中華大地南方最神奇的文明所在，閃耀著久遠的古國形態(tài)和文明曙光，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具有標志性地位。5月7日至8日，第二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在馬舉辦。來自國內考古界的專家學者相聚一堂，大家暢所欲言、集思廣益，共同為凌家灘文化研究課題建言獻策，助推凌家灘遺址活化利用和申遺工作。

在開幕致辭和主旨發(fā)言環(huán)節(jié)中，張小雷、王巍、馬春梅、吳又進、秦嶺、王寧遠、劉國祥、宋建等八位專家學者先后從不同角度為與會人員帶來了關于凌家灘遺址的考古研究、價值挖掘、保護利用的主旨演講，讓大家循著文明脈絡，穿越五千多年，“玉”見遠古的璀璨星光。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凌家灘第三任考古領隊張小雷：

凌家灘在中華文明形成進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1987年以來，凌家灘遺址先后歷經 14 次發(fā)掘，總發(fā)掘面積達 7000 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3000多件。作為凌家灘第三任考古領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張小雷從勘探、發(fā)掘、多學科綜合研究、學術會議與公共考古、價值與意義等角度分享了2020-2022年凌家灘考古新發(fā)現(xiàn)。

2020-2022 年為凌家灘專古發(fā)掘第三階段，勘探范圍為 18 萬平方米，發(fā)掘面積3000余平方米，目標為進一步揭示凌家灘遺址的聚落布局，工作計劃包括對遺址南部大型紅燒土遺跡進行揭露，以尋找與墓地相匹配的大型建筑；發(fā)掘外壕北部缺口，了解遺址北端是否存在防御設施。

張小雷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發(fā)掘首次以確鑿的資料證明，遺址核心區(qū)經過大規(guī)模人工營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也需要有效的組織和管理，這極大提升了我們對凌家灘社會發(fā)展程度的認識；發(fā)現(xiàn)了迄今唯一的中國史前時代以鉞為主要物品的大型儀式活動遺跡；不同文化因素器物的出土，充分證明各地區(qū)的交流和撞擊在凌家灘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凌家灘社會領導者熔合各方因素的社會發(fā)展方略；發(fā)現(xiàn)新玉器類型、石雕殘塊，豐富了對凌家灘文化內涵和信仰體系的認識。他認為，作為同時期長江流域最大規(guī)模的區(qū)域性中心聚落，凌家灘在各地文明化進程中處于領先地位，在中華文明形成進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大型儀式中心的營建、基于宇宙觀的宗教觀念和儀式、以鉞為代表的世俗權力，均對此后良渚早期國家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strong>

凌家灘遺址有可能成為實證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

2020 年，“凌家灘遺址聚落形態(tài)研究”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圍繞“凌家灘遺址與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帶著大家從文明的角度考察凌家灘遺址。

中國考古界沖破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桎梏，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新方案，即生產發(fā)展，人口增加，出現(xiàn)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xiàn)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xiàn)王權和國家；國家出現(xiàn)是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

王巍分析，凌家灘進入文明社會的可能性表現(xiàn)在：生產發(fā)展，人口增加，出現(xiàn)140萬平方米、具有明確功能分區(qū)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隨葬有數(shù)以百計的隨葬品的大墓反映出當時已出現(xiàn)嚴重的社會分化；隨葬大量武器——玉石鉞和玉龍、玉虎、玉鳥等玉器，反映出當時已出現(xiàn)初期禮制和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于一身的最高統(tǒng)治者——王；大面積紅燒土建筑基址——宮殿或神廟，可能是王居住或舉行祭拜活動的場所；大量玉石鉞的隨葬表明當時戰(zhàn)爭已經是常見的社會現(xiàn)象。

與良渚一樣，凌家灘聚落的選址北依丘陵地帶，也存在以玉為貴的理念和禮器，存在懸殊的貧富分化，一樣有對鳥的崇拜、以玉石鉞象征軍事權力，高等級墓葬都位于堆筑的祭壇上。

王巍說，如果說良渚遺址是實證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學科研究的全面開展，凌家灘遺址完全有可能成為實證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500年。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教授馬春梅：

凌家灘時期文化發(fā)展受控于崗地地貌和周圍濕地環(huán)境變化

凌家灘的考古工作始終秉持多學科合作的理念，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單位合作開展了環(huán)境考古、植物考古、紅燒土科技研究等工作。

從研究背景與科學意義、地質地貌與遺址分布、氣候環(huán)境與人類適應、農業(yè)發(fā)展與環(huán)境影響、初步認識與研究展望等方面，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教授馬春梅分享了凌家灘遺址環(huán)境考古研究進展。她和團隊研究認為，江淮走廊內早期聚落發(fā)展經歷了穩(wěn)定的發(fā)展歷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薛家崗文化和凌家灘文化，成為長江下游崧澤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凌家灘時期文化發(fā)展受控于崗地地貌和周圍濕地環(huán)境變化；沉積學、孢粉和植硅體、地球化學等指標顯示數(shù)據表明巢湖流域 6-5ka BP 氣候由暖濕向涼干轉變；5.5-5.2ka 極端水文環(huán)境變化可能造成了凌家灘人的遷徙。

馬春梅表示，下一步，團隊將重點研究高分辨率定量化 6-5ka 古氣候，以更深入探討氣候環(huán)境與凌家灘文化發(fā)展的關系；探索遺址核心區(qū)-遺址外圍-流域區(qū)域人類對植被生態(tài)的影響；通過遙感、地貌水系DEM數(shù)值和剖面測年等分析嘗試探討裕溪河在凌家灘文化發(fā)展時期是否存在；研究遺址外圍濕地環(huán)境是如何形成和發(fā)展的及其與水稻種植存在哪些關系。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員吳又進：

凌家灘可能存在專業(yè)化的燒土制作作坊

凌家灘遺址大型紅燒土遺跡分布范圍平面呈長方形，現(xiàn)存面積約2700 平方米，復原面積約 3400 平方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員吳又進從材料特征、燒制工業(yè)等方面對凌家灘遺址紅燒土遺跡和祭祀坑中燒土科技研究作了介紹。

通過對大型紅燒土遺跡、墓葬區(qū)西側祭祀區(qū)燒土進行取樣和樣品的色度及磁化率、元素組成特征、物相等進行分析研究，以及對燒制工藝進行熱膨脹、磁化率、釋光法測溫，吳又進和研究團隊認為，大型紅燒土遺跡中發(fā)現(xiàn)的超大塊燒土為一次高溫燒成；灰黑色燒土為高溫還原氣氛燒成，但根據灰黑色燒土的出土情況推測其應源于大量或大塊燒土燒制過程中的還原氣氛造成。大型燒土遺跡和祭祀區(qū)內燒土樣品燒成溫度均大于 900℃，燒制程度存在一定差異性；部分燒土在高溫段的保溫時間較長，推測為窯內控溫燒制而成，可能存在專業(yè)化的燒土制作作坊。

通過對燒土遺跡成因及性質分析，吳又進和研究團隊認為，大型紅燒土遺跡不同深度燒土樣品和未受熱黏土樣品元素組成的明顯差異，推測燒土遺跡中燒土可能來自不同的燒土生產作坊或為分區(qū)域多次堆積而成；燒土間未受熱黏土可能為堆積后填充。墓葬區(qū)西側祭祀區(qū)紅燒土燒成溫度明顯高于大型紅燒土遺跡出土的燒土樣品；祭祀區(qū)出土的白色燒土原料為高嶺土這一重要的礦料資源，可能與此處燒土遺跡的特殊性有關。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

凌家灘玉石器文化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頭

“我們現(xiàn)在對祭祀坑開展的主要工作是對玉器、石器、陶器和微環(huán)境進行科學檢測分析，目的是復原祭祀坑的形成過程、使用方式以及各類祭祀器物的來源和生產體系?！北本┐髮W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介紹，通過對祭祀坑里出土的器物進行初步分析，現(xiàn)在所見的祭祀坑內所有器類并沒有超出原有的凌家灘器類風格的認識，很有可能不是為了葬儀活動，而是為了特殊的活動進行專門化生產。

“從玉料、石料、資源和制作的技術來看，它沒有超出原有的凌家灘墓地出土玉石器的認識，它的專門化生產仍然是整體性玉石器工業(yè)里的分工，可能為了祭祀活動而進行專門化生產?！鼻貛X表示，這讓他們首次知道，在長江下游，除了墓葬，玉器使用還有其他明確的空間。

在秦嶺看來，凌家灘玉石器文化重要價值體現(xiàn)在長江下游第一個用玉高峰，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也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頭。同時，秦嶺認為從組璜佩、棺飾、排列有序的鉞錛組合、互有聯(lián)系但并不同體系的特殊玉器，還可以看出凌家灘獨有的用玉制度。

“祭祀坑對理解早期用玉有著重要啟示，同時，凌家灘玉石手工業(yè)見證了長江下游用玉觀念和技術體系的形成，在同時期文化交流中起到關鍵作用，在良渚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密切關系通過各種層次日益顯現(xiàn)?！鼻貛X表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王寧遠：

凌家灘整體規(guī)劃布局有一定對稱性

“凌家灘在5300多年前忽然衰弱，顯示其有向太湖流域遷移的跡象。而良渚古城在5000年前崛起，讓我們對這300多年間的區(qū)域高等聚落產生研究的興趣。”圍繞凌家灘與良渚聚落的結構和形態(tài)比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王寧遠進行了研究。

在王寧遠看來，凌家灘儀式空間、祭壇墓地等居于高處，生活空間處于低地，整體規(guī)劃布局有一定對稱性，同時顯示出基于自然地貌和生活便利的特點。關于凌家灘的衰落，王寧遠認為，可能通過三條路徑往太湖流域遷移，進入平原后，稻作農業(yè)生產實現(xiàn)基層聚落，以密集分布的散點狀人工臺墩為特征，稻田環(huán)繞村莊，構成延續(xù)至今的江南水鄉(xiāng)人居模式。

良渚古城面積為3平方千米，共8座水門，內部以河為道，是一座水城。結構以宮殿王陵為中心，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內城、外郭三重結構的濫觴。王寧遠認為，良渚古城揭示了早期國家意欲借助空間秩序的規(guī)劃，建立和強調權力的中心場所、明確社會的階層差異。良渚古城宮城區(qū)可以理解為玉架山的環(huán)壕1，是神圣家族的活動空間。除了更為宏大的儀式空間莫角山外，反山類似于環(huán)壕1中的貴族墓葬區(qū)。環(huán)繞宮城區(qū)的其他作坊臺地，外郭聚落，都有獨立的分隔，可能是類似于玉架山環(huán)壕2—5，里邊居住的是一個家族。他們在聚合為新型城市后，彼此之間以水網、墻體隔開，類似于晚期二里頭的網格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黨委委員、科研處處長劉國祥：

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之間是互相借鑒和影響的互動式關系

“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一南一北，年代相近。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究其背后所蘊含的深刻寓意，對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有著重要意義?！敝袊鐣茖W院考古所黨委委員、科研處處長劉國祥介紹，作為新石器時代兩支重要文化，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一直備受世人關注。

劉國祥說，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新的材料不斷涌現(xiàn)，尤其是凌家灘遺址07M23大墓的發(fā)現(xiàn)，出土于墓主人腰部的三件玉龜狀扁圓形器，因其形似紅山文化的斜口筒形器，引發(fā)了新一輪關于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之間關系的討論。而在最新的凌家灘遺址考古工作中，亦發(fā)現(xiàn)有與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相似的殘件。

“兩個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兩個文化集團的宇宙觀、社會觀、道德觀、價值觀的相互認同或祭祀禮儀體系的相近性?！眲檎f，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南北兩大區(qū)域之間存在著交流、交往、交融關系，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寓意，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借鑒和影響的互動式關系。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宋建：

良渚文明吸收繼承了凌家灘文化的精華要素

“凌家灘是中華文明的先鋒，它是最宏偉、最宏大、最燦爛的文明‘曙光’。”在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宋建看來，玉器是中華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之一，而在凌家灘文化中，玉器不僅是裝飾品，更作為一種精神崇拜的象征，存在于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良渚文明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凌家灘文明的要素，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宋建說，良渚文明對凌家灘文化的繼承，不僅體現(xiàn)在資源技術方面，還體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制度等方面。

宋建介紹，從良渚和凌家灘出土的部分玉器來看，良渚的主神形象是太陽神，與凌家灘的太陽神形象相似，且經研究發(fā)現(xiàn)，良渚出土器物中“冠徽”形象的變化，也源自凌家灘文化。

“凌家灘文化在崧澤晚期至良渚初期階段，對長江下游的玉、石器制作和社會發(fā)展、變革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huán)。”宋建說，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良渚文明最具創(chuàng)意的玉器琮與凌家灘玉版的密切關系，良渚文明神人和凌家灘玉人冠帽及面型的相似，以玉器為主要隨葬品的葬俗等也都顯示與凌家灘文化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文字/記者 余萍 劉明培 胡越

圖片/記者 邵紀明 儲燦林